中央電視臺進入多事之秋，多名工作人員相繼被調查，公眾聲望一度下滑。
中國唯一的國家級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再入多事之秋。
繼央視財經頻道總監郭振璽、制片人田立武因涉嫌受賄被吉林檢方采取強制措施后，財經頻道副總監李勇、主持人芮成鋼、央視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等人也在6月份之后相繼被檢方帶走。
澎湃新聞檢索媒體報道后發現，目前，央視已至少有10人被帶走調查，其中8名來自財經頻道，上至總監、副總監，下至制片人、主持人、編導。
這一次，常以鎂光燈照射別人的央視也正在逐漸適應被社會輿論反復檢閱的狀態。
財經頻道大佬們的“生意經”
6月1日，媒體曝出，時任央視財經頻道總監郭振璽、制片人田立武因涉嫌受賄被吉林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并采取強制措施。這一事件拉開了此后財經頻道人事動蕩的序幕。
1965年生的郭振璽，深耕央視22年，從經濟部的一名記者，一直攀爬上財經頻道權力的頂峰。在財經頻道總監的位置上，他待了9年。
在這9年里，同在財經頻道的陳榮見證了郭振璽“起高樓”、“宴賓客”，直至最后“樓塌了”。
離職前做到了制片人職位的陳榮告訴澎湃新聞，郭振璽盡管曾經做過記者、編導，但并不懂畫面剪輯、新聞采訪，因此郭成為制片人后，也是經營型的，并非業務型。
另一位財經頻道的員工李淵認為，郭振璽并不如外界報道的那樣干練，至少，他開會的時候經常拖泥帶水。
“老郭是個特別有想法的人，我們私下里說他是個雞賊的人。他有不少歪門邪道的東西，都能打擦邊球，不違反相關的政策。”陳榮告訴澎湃新聞。
李淵則告訴澎湃新聞，最近幾年，央視財經頻道收視率全面下滑，郭振璽為此想了不少辦法，比如不斷嘗試、更替新的節目，再比如設立節目推廣組，以及要求欄目和主持人全面開通微博。
以一組公開數據為例，2009年1月至7月，央視財經頻道全天收視份額為1.3%，在央視各頻道中排名第8;晚上19點30分至23點收視份額為1%，在央視各頻道排名第7。
到了2010年1月至7月，央視二套收視排名下滑至第12名，其中，全天收視份額為0.8%，19點30分至23點收視份額為0.6%，分別比前一年同期下降38%和40%。
著名的“大概8點20發”事件就發生在郭振璽在任期間。
2013年，央視“3·15”晚會曝光了美國蘋果公司售后政策涉嫌歧視。緊跟著，一位明星以“#315在行動#”為標簽在微博上指責蘋果手機，但在微博結尾處出現一句“大概8點20發”。
此舉立即引來網友質疑，認為該明星是央視找來的“托兒”。該明星此后否認并報警，引發系列口水戰。
據李淵回憶，這本是郭振璽對新媒體的一次實踐。他要求大家加強推廣、互動，實際操作的員工對新媒體又不太熟悉。結果，央視員工提前給很多“大V”發了私信，對方沒仔細看，直接把后面的“大概8點20發”也貼了出來，“大概8點20發”也在一夜之間成為網絡熱詞。
陳榮認為，在這一輪央視反腐風暴中，同樣被帶走的財經頻道副總監李勇與郭振璽相反，是個很有才華的人。他畢業于人大國際政治系，曾在央視一套晚間9點創辦著名的《現在播報》欄目，央視一位著名主持人也因主持此欄目為全國觀眾所熟悉。
陳榮透露，李勇非常看不慣郭振璽，認為他只知道撈錢，無視節目創作，兩人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財新網援引財經頻道一中層干部的說法也印證了陳榮的話：“事實上，李勇和郭振璽完全不是一路人，李勇很不喜歡郭，兩人關系一直不好。”該中層干部認為，郭振璽在廣告部或者財經頻道的問題，應該跟李勇沒太多瓜葛。
陳榮和李淵都向澎湃新聞表示，在央視圈子里流傳著一種說法，李勇之所以也被調查，是被郭振璽向檢方供出來。
1998年起，郭振璽開始擔任央視廣告部副主任，3年后，升任廣告部主任，并帶領廣告部實現了廣告收入連續28個月持續快速增長。
2004年，郭振璽官升一級，任央視廣告經濟信息中心副主任，一年后，接棒主任。
廣告經濟信息中心成立于1996年5月24日，一方面負責全臺廣告創收和圖文電視經營，另一方面又承擔經濟頻道節目的制作和播出，“3·15”晚會和“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是該中心的兩個王牌欄目。
作為廣告經濟信息中心主任兼經濟頻道總監，郭振璽可謂把財權和節目都在掌握在手中。
在多家媒體曝光的郭振璽斂財法中，普遍指出的是通過“3·15”晚會和“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等節目，即左手用“3·15”晚會打壓企業、右手靠“年度經濟人物評選”拉攏企業，形成了獨特的紅黑斂財術。
曾在財經頻道工作3年的江華告訴澎湃新聞，每年財經頻道為“3·15”晚會要籌備半年時間，而在晚會播出之前，部分制片人、副制片人乃至于編導，都被郭振璽等人要求去找一些企業的負面問題。
一位參與過“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策劃的知情人士告訴澎湃新聞，郭振璽通過“3·15”晚會所獲得的利益并不多，真正能夠吸金的是“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
“真正能夠掙大錢的人并不多，郭振璽他們利用自己的公關公司直接和外面的公司簽合同，根據錢的多少安排年度經濟人物的名次，據說單個金額就有上千萬。”這位知情人士告訴澎湃新聞。
上述知情人士自己也親歷過“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他記得，有一次，獲選人物的名單已經準備好了，但上級突然臨時要求在名單中插入一位“不知道是誰”的人物。這類事情之后也有發生。
多家媒體報道郭振璽的“撈錢經”之后，就有傳聞稱以后財經頻道不會再辦“3·15” 晚會和“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這兩個節目。不過，澎湃新聞從財經頻道多位人士處了解道，這兩檔節目將會繼續辦下去。
財經頻道主持人芮成鋼于7月11日下午被檢方帶走，與其背后的公關公司也不無關系。
據澎湃新聞7月26日報道，知名公關公司愛德曼(中國)集團CEO曹剛正配合有關部門調查。
2002年，芮成鋼與曹剛一同創立北京帕格索斯公關顧問有限公司。2007 年8月，愛德曼收購了帕格索斯的大部分股權。在2010年之前，芮成鋼都是帕格索斯的股東之一。
騰訊財經曾報道，在芮成鋼仍擔任該公司股東期間，帕格索斯曾經為央視財經頻道的達沃斯報道提供策劃執行服務。
曾經在央視擔任編導的江華告訴澎湃新聞，財經頻道編導、制片人等級別的人員工中，有部分人擁有自己的公關公司。
李淵還告訴澎湃新聞，繼郭振璽、田立武、芮成鋼、李勇等人被調查后，原《環球財經連線》制片人、現《經濟信息聯播》制片人錢曦也被帶走。騰訊財經也曾于7月13日報道了這一消息。
李淵說，錢曦是李勇的“心腹”，兩人曾經同在央視新聞中心的共事。
她也曾經是芮成鋼的領導。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制造芮成鋼》中，受訪的錢曦公開將芮成鋼與CNN傳奇主播拉里·金相比，稱他“是整個財經頻道國際化的標志”。
一位制片人曾被軟廣告氣哭
在財經頻道的新聞節目選題中，有時會摻雜進經濟的元素。
江華舉了個例子，一檔晚間播出的財經節目的編導做了一期與某企業相關的新聞節目，在節目中，該編導插入了一分多鐘夸贊該企業的內容。
播出前，該編導交給制片人看的成片中，把這部分刪去，因而通過了審片。然而，令制片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后來播出的節目中，又出現了這一分多鐘的內容。
江華告訴澎湃新聞，他親眼看見這位制片人被氣哭。
陳榮也向澎湃新聞講了個故事。上述晚間財經欄目的另一名編導曾應臺里領導要求外出做一期調查報道。該領導在他臨走前一天鼓勵該編導，要他務必采訪到新聞當事人。
該編導連夜趕工，完成了這項采訪任務，卻接到領導電話，要求他停止做這個選題。他問為什么。領導回應說不為什么，這是命令。
“這位編導很郁悶，準備回京，又接到領導電話，要求他在當地多呆兩天，繼續采訪，但主題卻變為該新聞當事人做一期正面報道。”陳榮說。
江華告訴澎湃新聞，在新聞中植入廣告在財經頻道并不鮮見。他還向澎湃新聞透露，以財經頻道的某個龍頭欄目為例，植入30秒的廣告，收費2到3萬。
李淵則認為，關于財經頻道的“生財之道”，并非給錢就能上。
他舉例說，比如有一些新聞會涉及某個企業，從表面看，就是植入式廣告，但實際情況大多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完全配合新聞，尤其是時間緊急的情況下，也顧不上找企業“談軟廣”。第二種是領導指令。央視有很多宣傳任務，各級領導都可以決定上電視的是誰。第三種才有可能是利用節目資源“收錢”。
當然，李淵也認為，財經頻道也并沒有外界所說的那么混亂，特別是“上節目收費”的說法有些夸大。
比如上述晚間財經欄目，它每年都要做很多輿論監督新聞和深度調查，曝光力度不輸《焦點訪談》。這個欄目的人，也經常得罪當地企業，走到哪兒都“不太招人待見”，不太有機會植入軟廣或上節目收費。
網絡上，《八大當家主播已出走》這一類文章傳播廣泛，網民們熱議為何央視留不住主播。然而，在主播們身后，還有一大批媒體人從央視成批地出走。
談及其中原因，陳榮認為，很多記者、編導們在財經頻道的價值越來越無法得到體現。這也是他離開央視的原因。
“三六九等”的員工分級制度
逼迫員工逃離央視的，還有深根于央視的員工等級制度。
根據公開資料，央視作為副部級事業單位，內設24個機構以及6個臺屬單位，現已擁有42個電視頻道，開辦452個欄目，所屬員工有幾萬人。
“用三六九等來形容央視的員工一點也不過分。”陳榮向澎湃新聞表示。
關于央視員工分成三六九等的說法也由來已久。
在央視，級別最高的是“正式職工”，擁有正式的國家事業編制。
盡管央視早已實行國企改革，但依然擁有3000名左右的正式職工。他們是央視最早的員工，當年由剛畢業的大學生、部隊轉業人士、外單位轉入的人士以及早年進入央視的工人組成。
“因為是正式員工的身份，他們在臺里享受著天然的優越感。”陳榮說。
第二層級是“臺聘職工”，與正式職工享受著一樣的工資待遇，但沒有事業編制。
央視前臺長楊偉光曾在受訪時說，“當時《東方時空》這樣的節目許多正式員工做不了，不得不對外招人。但當時沒有編制就只能采取臺聘的方式，就是用他們創收的錢給他們發工資，收入不低于臺里的老職工。”
之后，央視快速發展，亟需人手，但正式員工與臺聘職工的人數有限，只能從外單位或外地聘用臨時工，由各部門根據創收解決工資。
央視大發展時期，各個部門逐漸都采用了這一做法，臨時工數量迅速膨脹，最高峰時曾達到幾千人。
2007年，日漸膨脹的臨時工終于因“紙箱陷包子”的假新聞這一導火索而被央視“大清洗”。根據《法制日報》當年的報道，在三周內，央視共裁減了1800多名臨時工作人員，估計占央視員工總量的20%，甚至更多。
其實，早在2003年，央視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人事改革，通過央視旗下的子公司中視匯才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下稱“中視匯才”)建立了勞務派遣制度，想以此來糾正央視用人制度的混亂。
公開資料顯示，中視匯才成立于2003年8月，是一家專門從事人員派遣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立足中央電視臺和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廣闊的平臺，提供人力資源服務。
央視將大批非臺聘的編外員工轉送至該公司名下，因而被稱為“企聘職工”——地位比臨時性的被雇傭者高些，待遇卻遠低于正式員工與臺聘員工。更嚴格地說，他們不算是央視的人，而是屬于中視匯才的員工。
根據《環球人物》報道，2005年，郭振璽剛擔任財經頻道總監后，該頻道成為頻道制改革的試點，由頻道直接對欄目管理。因而郭振璽依然擁有充分的權利來管理員工。
在2009年之前，央視各中心、欄目的負責人還擁有用人權，中視匯才當時只是一個為各中心、欄目服務的機構，沒有實權。
2009年，時任臺長到職后，堅持進行了招聘改革，把用人權收回到自己手中。
時任臺長要求所有與中視匯才簽訂合同的員工，都要通過中央電視臺人事辦公室安排到各個欄目中。從接受報名、招考、面試、分配等各個環節，各個中心、欄目沒有了用人權，但又持續需要大量人手，因此，為了“奪回”用人權，郭振璽想了一招，利用財經頻道下屬的公司——中視廣經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招人，提供就業。
李淵告訴澎湃新聞，除了中視廣經，臨時工還與中視科華有限公司(下稱“中視科華”)簽訂合同。
公開資料顯示，中視科華成立于2005年11月，是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旗下的技術管理公司。據李淵透露，該公司承擔了央視相當一部分的人才派遣，一些頻道里的財務、車輛使用，也是通過該公司走賬。
“項目制聘用”應運而生。中視廣經、中視科華等公司和員工以項目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
陳榮表示，這是一個很不規范的方式，對員工沒有任何保障，隨時都可以讓人走。但因當時不少人看重央視的光環，與該公司簽訂合同的人數越來越大。
陳榮告訴澎湃新聞，其他中心的負責人見郭振璽這招管用，也有人利用自己臺屬的公司效仿這一做法。
多位受訪者透露，央視企聘的派遣公司眾多，比如中視匯才、中視科華、中視廣經、中視北方等。如果是項目制和臨時工，就和這些公司簽短期合同。
李淵說，企聘員工中，和中視匯才簽約的待遇最好，每月稅后一般能拿到2萬左右。中視科華其次，每月1.2萬上下。和其他公司簽約的，往年也有一萬多，但是今年降低了不少。
對于前段時間傳得沸沸揚揚的減薪風潮，李淵表示，現在可以確認的是，財經頻道項目制員工還沒有拿到去年的年終獎。
據他介紹，財經頻道年終獎，一般是8萬-15萬。這筆錢往年編制內、臺聘、企聘以及項目聘的人都會有，但是去年年底，由于審計部門進駐，財務稱要第二年4月才能發。
幾個月后，隨著郭振璽等財經頻道多名領導被查，這筆錢現在還沒有下文。
分級制度下的員工待遇
在這樣的聘用制度之下，員工的待遇，自然也分為“三六九等”。
出入央視的門卡就是一個顯著的差異。
有媒體曾連線央視某知情人全面解析央視“編制內幕”。該知情人透露，央視的編制跟出入門所佩戴的“門卡”有聯系，門卡號前面的A、B、C、D基本上與可以跟個人的編制等級劃等號，“A是正式員工，B類基本是臺聘，C類是企業聘、D以外協人員(包括臨時工)為主”。
該知情人士還以2013年初離職的3位主持人為例，“李詠、白燕升都是正式職工，而王凱可能是沒轉正的臨時工”。
除了門卡，收入才是最體現差別的地方。
陳榮介紹，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編制內員工，每月底薪在一萬元以上。
臺聘的職工基本工資比編制內員工低一些。而企聘的員工底薪在3000元到4500元不等，更高級別的企聘員工底薪能達到7000至8000元。
編制內、臺聘和企聘的員工每年年末能夠分到增收節支獎，這由每年的廣告收入決定，一般在8萬到10萬不等。
項目聘用的員工底薪更少，僅是足夠交社保、保險的數目，為2000到3000元。而至于最底下一級的“欄目聘”，則沒有任何底薪。且項目聘用和欄目聘用的員工都沒有增收節支獎。
江華告訴澎湃新聞，盡管項目聘用和欄目聘用的員工工資最低，但往往工作的主力卻是他們。在2011年之前，能吸引這批央視底層員工努力奮斗的，就是績效獎金了。
江華告訴澎湃新聞，以財經頻道為例，領導會根據收視率來給員工制作的節目打分，根據分數的高低，每期節目編導能夠拿到8000到12000不等的勞務費用。
“如果拼命些，一個月做三期節目，即使是底層員工，一個月也能拿到兩萬多的工資。”陳榮說。
不過，要把這筆勞務費拿到手，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央視要求，底層員工要拿相應數額的發票，用報銷的途徑來領取勞務費。
江華透露，為了搜集發票，很多員工從公關公司、廣告公司等買發票。當時也總有一群倒賣發票的人在央視大樓周圍“做生意”。
“不少人看到央視的人到處找發票，以為這是為了多報賬，卻不知道他們是央視里最苦最累最窮沒有尊嚴的人，這么做只是為了拿到自己應得的勞務費，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陳榮回憶當時的情景感嘆道。
在2011年之前，這是吸引媒體人不需底薪不需保障也可以在央視工作下去的動力。然而，2011年之后，情況變了。
根據《財經》雜志的報道，2011年8月，央視突然改變了報票這一做法，導致員工無法足額領取薪水。
在央視內部，此變化的正式說法為壓縮四費——餐費、交通費、稿費(外請專家、評委的費用)、勞務費的報銷比例。《財經》援引央視一位制片人的話介紹，按照新規定，“四費”不得超過節目制作經費的7%。
這意味著，如果某節目一期制作經費為3萬元，“四費”不得超過2100元，“這點錢連員工正常的餐費和交通費都保證不了，何況還要采訪專家等。說白了，節目沒法做了。”上述制片人說。
江華也告訴澎湃新聞，自從那之后，他們每期節目的收入縮水50%，只能拿到4000元左右。
如今，不少被戲稱為“總編級實習生”的人依然在忍受這一用工制度，熬上10年甚至更長，然后轉為企聘員工，在央視這一“高大上”的平臺取得事業上的成功。
與此同時，近年來，央視也出現一次次的離職潮，江華、陳榮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