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美民主政治模式，長期是學界討論熱點。今天我們刊發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蘇長和的《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之比較》，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以饗讀者。今天推出上篇，下篇將于本周六(9月6日)推出。
世界上有兩個國家一說民主人們可能會笑。美國現在在國際上一講民主，全世界人都會笑，因為它的民主政治對內對外都出現很大問題，名實不符;我一說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有些人會笑。為什么會笑?因為有些人骨子里認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是西方政治話語塑造下的威權和專制國家。對此，很有必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對中國式民主政治與美國式民主政治作一對比，以消除人們對美國民主的神化和對中國民主的矮化。我認為不將對別人的神化和對自己的矮化的觀念障礙從我們大腦中拔除出去，我們就不能客觀地探討這個問題，堅定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建設的信心和恒心。
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有人說，美國是民主的老師，中國是民主的學生，學生怎么敢和老師比?這種以美國民主標準為參照的認識心態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中國今天的一些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現代化理論、政治發展研究、比較政治研究基本是按照這個套路在研究中國的，即先按照美國民主設定一個標準，然后將中國民主對號入座，這是在別人標準、別人話語體系下研究自己，結果可想而知，總是對自己橫挑鼻子豎挑眼，別人成了審美的對象，自己變成了審丑的對象，長期以往，自己好的東西都會被整容給毀了。所以，比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上不唯外的態度和精神，此為一。
還有一種錯誤的比較方法是從教條的書本出發，脫離實際和實踐比較中國式民主和美國式民主。典型的是從美國民主教科書中的概念出發比較中美。此后果有二。一是美國民主教科書中的民主與美國的實際差距太大，完全按照教科書，會導致對真實的美國民主政治的誤讀誤解甚多，忽略了對美國不自由不民主的認識;二是國人如果按照美國民主教科書理解美國，會導致對美國民主的贊揚連普通美國人看了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比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書的態度和精神，此為二。
那么，既然要比較，就得有個標準。這個標準是什么?就是唯實!世界上新制度模式出來的時候，人們是無法從外來的和舊模式中的概念理解它的。本文拋開許多外來的繁瑣、枯燥、晦澀、教條的民主政治教科書中的概念，結合民主政治的常識和中國政治生活語言，從政治一般原理比較中國式民主和美國式民主。
我認為生活是最大的學問，所有的學問道理都蘊含在普通生活中。看似復雜的政治原理其實就在生活之中，也建立在生活上面。我們不能觀察鮮活的生活，或者將社會生活與所謂的社會科學概念對立起來，是因為我們被強加的概念束縛住了。一旦我們從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的概念中跳出來談民主，思想上就會很輕松，就會感到很解放;惟有用扎根于本土的鮮活的概念，才能將自己的民主政治講生動。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3月在蘭考考察時引用焦裕祿的名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我們研究和探索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也要有這種精神。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歷史和文化
中美民主政治建立在各自國家的歷史之中。比較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有兩個因素影響甚深，一是文化因素，即“和”與“同”;二是歷史因素，即兩國民主政治的奮斗史的差異。
(1)文化上：美國求“同”，中國尚“和”
中國是一節一節長出來的國家，美國是一塊一塊拼成的國家。中國民主政治精神重“和”，美國民主政治精神重“同”。概言之，美國求同，中國取和。“去和取同”者衰，這句話是《國語》中史伯與鄭桓公論興衰時說的。
美國人善于求同，中國人善于求和察異。高度一致成了美國社會典型的特點，這符合資本主義文明的特點，資本主義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消滅多樣性的;群星燦爛是中國社會的特點。由于是拼出來的國家，美國格外重視認同，國家力量幾乎無處不在，很隱蔽地滲透到各個領域。總之，你一定要同我一樣，不一樣就是異己。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奧維爾的《1984》、《動物莊園》在國內頗流行，這幾本書都被認為是攻擊共產主義計劃社會的，是對蘇聯共產主義社會的抽象寫照。其實錯了，大家要認真讀并對比美國的話，這幾本書其實是今日美國社會的寫照。至于斯諾登揭露出來的監聽計劃更是駭人聽聞，讓人感到走到哪里都有一只一美元紙幣上的眼睛在盯住你，你已經沒有自由了。科學和民主在美國一定程度上成了控制、監控、操縱、標準化別人的工具，而最近的腦科學，讓人恐懼地聯想到遠距離控制別人大腦的后果。由此觀之，究竟是誰在修通往奴役之路呢?
在中文中，控制與專制一字之差。我看不出一個如此重視監控、操縱、控制的社會，怎么可能有民主精神呢?大家再讀一些西方實驗心理學方面的書，讀多了讓人毛骨悚然，人與人之間關系難道像小白鼠一樣，就那么簡單地化約為試驗和控制嗎?而這種科學在中國社會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所以，美國一定程度上是設計出來的。一個設計或控制出來的社會，一定存在違背人自由精神的東西。有人認為美國是個人主義的社會，其實不準確，美國同樣是個極為重視集體主義的社會。
比較來說，中國是原生地長出來的，是一個大家庭社會，倫理親情都還在。每個中國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國家對個人干涉甚少，講“導之”，也講“由之”，所謂“無為”，即為自由。國家始終為個人和社會保留充分的空間，社會因素一直很豐富。這是社會文化基因的差異對真自由、真民主精神培育的影響，它是滲透在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一個國家的上層政治，一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政治哲學中的。
(2)歷史上：中國爭取獨立，美國尋求擴張
近代以來的世界民主史上，中國對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幾點被忽視和輕視了，第一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和國民黨專制統治，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第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民主治國的政治道路的探索。
講民主政治，既要講人民當家作主，也要講國家獨立自主。國家獨立自主是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保障本國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一些國家領土上被美國駐軍，按照美國駐軍協定，美國軍人在當地犯罪不受當地司法管轄。你說這個國家的司法還保障本國的民主和自由嗎?
中國人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首先是要從半封建半殖民地體系中獨立出來，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美國從英國的殖民體系中擺脫出來，也有一部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但說美國的民主是談出來的，只說對了三分之一，另外兩個是，它是在有錢人之間談出來的，同時也是打出來和對外擴張出來的。即便說是談出來的話，主要是在種植園主、工商資本家、金融資本家之間談出來的，而不是在資本家和人民之間談出來的，這點比爾德在《美國憲法的經濟基礎》中說得很清楚。同樣，美國黑人爭取自己的權利，那可不是談出來的，是流血和犧牲換來的，不是別人主動施舍來的。
所以，美國的“談”，與新中國成立時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談”完全不同。費孝通先生曾這樣描寫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觀感：“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還有位戴瓜皮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會在一個會場里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
(3)民主政治的群眾基礎
新中國在立國的時候就解決了民主的群眾基礎問題，所以不存在美國后來始終面對的政治擴容問題。美國建國時，沒有解決好民主的群眾基礎問題，其政治發展一直面臨民主的擴容問題。美國當家的是少數人，建國一開始，有錢有勢者就開始主導政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美國直到20世紀60年代黑人才擁有選舉權，才實現形式上的人民當家作主，當然這個當家作主其實也就是一票而已。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差序社會，其實不準確。中國是一個等序社會，美國是一個差序社會。圍棋中每個棋子都是平等的，但國際象棋中每個棋子是不平等的。前者孕育著更多民主的精神，后者充斥著精英精神，是一個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會，這個社會天生是反民主的，害怕民主的，由此也形成了建立在犧牲弱者和贏者通吃基礎上自由原則，而這條原則又與民主和平等是沖突的，正在傷害著美國，所以我認為美國將來一定會出現越來越多朝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動力。美國不缺資本主義，美國缺的是社會主義。
由于民主的群眾基礎的差異，中國共產黨敢搞群眾路線，約束自己監督自己，通過群眾路線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美國兩黨不敢搞群眾路線，一搞群眾路線，其執政地位就沒有了。這是政治的階級基礎的差別導致政治生活的不同。
三、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應該分為兩個部分考察，一是國內經濟基礎，二是國際經濟基礎。
(1)中美民主的國內經濟基礎有著“公”與“私”的本質區別
講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不理解公與私的關系，這個問題就容易混亂。中國人講“天下為公”，資本主義在西方發達以后，講的是“天下為私”。歐洲大陸和英美在公私問題理解上有差異，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大陸遠比在美國流行，與歐洲大陸文化仍然存有公的理想有關系。馬克思主義能夠被中國接受并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的“公”的思想與傳統中國社會“公”的思想兼容有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財產制與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個社會越受私有財產制的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對立面。民主在美國異化為錢主，是這個邏輯的自然結果。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經濟基礎的重要條件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黨的執政和政府的行政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是因為黨和政府代表著“公道”。中國共產黨執政最講一個“公”字。在中國民間政治話語中，至今仍然會稱政府為“公家”，遇事不解的時候“找公家”。
(2)中美民主的國際經濟基礎有著“共生”與“寄生”的區別
人們談希臘民主制的輝煌的時候，忽視了那些貴族談論的民主其實是建立在對外圍殖民地的剝奪基礎上的。美國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賴一個寄生的國際經濟體系。反觀中國人走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既沒有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寄生的國際經濟體系，相反一直致力于建設一個互利共贏的共生國際經濟基礎。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講的就是這種制度的寄生性;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是共生性。美國現代化道路是在對外擴張和戰爭基礎上走過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是在內生制度創新基礎上走過來的，沒有對外殖民擴張的經歷。所以兩種民主政治的國際經濟基礎完全不一樣，其造成的對外行為邏輯也不一樣，前者對外部實施軍事威脅和干涉，后者對外部實施和平共處。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1)“一中有多”與“一分為多”
任何大國政治，都重視“一”，這是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同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國的兩黨制是一分為二，三權分立是一分為三。不管如何，兩國民主政治背后都有“一”，“一”是主，《尚書》中說“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中國的民主政治當家作主的是人民，美國民主政治當家作主的是大資本家。
“一”一定要能包容“多”，如此，“一”才能在不斷更新中擴容、兼容和變容。“一”既要包容陰，也要包容陽，陰陽合在一起才有一個整體的“一”。“一”如果只包容一面，將另一面推出去，“一”也會不穩固。相當于一個等腰三角形，居頂端的是“一”，“一”必須居頂端，扮演公道和仲裁的角色，其他邊是多。“一”是中，“一”允許爭論，但是不能允許對立和分裂，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在對稱對等中求統一。這是中國民主政治中講的“一”。
美國的三權分立相當于一個不斷變形的三角形，相互牽制，會有顛倒，有時總統很強勢，有時國會占主導，有時司法很獨斷，形分神合，背后是資產階級專政，不是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其政治重視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會有“一”，是對立中求統一。當然，制衡機制一旦失靈和失衡，就會出現現在的美國政府僵局和民主失靈現象。
(2)合與分
外人只讀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最容易學到的一個字就是“分”，政黨政治一分為二也好，行政立法司法一分為三也好，或者其聯邦制下的分權也好，表面上確實是分。但美國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強的集權和合的因素，這是其民主集中制的地方。“9·11”后美國的集權趨勢就很明顯。許多國家在借鑒美國政治時，由于沒有看到其形分實合的一面，誤以為分是其政治精髓，學了去實踐最后導致國家分裂、政治對立、民眾對抗的結果不勝其數，這是當今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悲劇。
從合來講，美國政治詞匯用的是“共識”，中國政治詞匯是“政治團結”，兩者本義都是“合”。美國人說政治正確，目的在于統一思想認識。中國有人經常說人的思想怎么能統一呢?其實他沒有看到美國統一思想的技巧一面，美國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方面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的“一”不是談出來的，而是建構出來的。如果求最大公約數，白人正在逐步成為少數。國內也有講“共識”，但是關鍵是要共“中國制度”的識，而不是共別人制度的識，那種共識是在分裂。
從分來講，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現為權力的分割，中國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現為權力的分工。美國民主失靈，與其權力分割有關。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來講，在中國不存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但是在美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無所不在，國家權力因此被切割成一塊塊，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鼓吹央行獨立、司法獨立、軍隊獨立、貨幣獨立，看上去是獨立，但最后的權力被誰收入囊中了?是大資本家!所以國家最后只能聽資本家的操縱了。
(3)“一屆接著一屆干”與“一屆隔著一屆干”的政黨制度
從政治市場角度看，美國的兩黨制實際上類似市場中的雙頭壟斷現象。其政黨政治看上去是分為兩黨制，但是其本質還是集中與共謀。美國的兩黨政治運作類似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麥當勞和肯德基、波音和空客在市場中的雙頭壟斷和價格聯盟行為，但背后都是集中。政治的本質是集中，但集中的方式不一樣。
兩黨政治下的治理特點是“一屆隔著一屆干”或者“一屆對著一屆干”。一般認為美國民主制或者民主的特點是多數決定，但是美國民主制度并非多數決定，許多情況下其實是少數獨斷決定，這也是其集權和專制的地方，不太為我們注意。大家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投票機制設計，很巧妙，美國是少數，但是它這個少數永遠可以否決多數。這個我們要認識清楚。“一屆隔著一屆干”或者“一屆對著一屆干”，用福山的話說是相互否決體制。但福山說得其實不完整，兩黨經常是相互支持的，互投贊成票。相互支持是常態，相互否決是不正常，就如現在美國政治一樣。所以美國政治現在出現危機。2013年美國政府關門就是個例子。所謂經常相互支持，以美國和平演變蘇聯為例，就不是一屆對著一屆干，而是一屆接著一屆干，不將蘇聯搞垮誓不罷休。
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是一屆接著一屆干，可以避免“翻燒餅”，集中精力持之以恒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一個國家要保持競爭力，政黨制度必須確保要有一屆接著一屆干的精神，這就是一黨政治的優點。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學西方的多黨制，導致政治生活“一屆隔著一屆干”，學的是折騰，最后是政治動蕩和混亂，錯失了許多發展機會。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奇跡，根本的奧秘其實在中國的政黨制度。現在許多國家對中國奇跡中國模式感興趣，中國的許多東西都好學，例如重視教育、成熟的官僚體系、試點等，但是唯獨“一屆接著一屆干”的政黨制度不好學，因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盲目學西方政黨制度，其制度已經被先入為主地定型了，很難再糾正。從治理績效和能力看，按照中國政黨制度的標準，多黨制恰恰違背了治理常識，更不能視為就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