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潔夫(資料圖)
原衛生部副部長、現任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黃潔夫做客鳳凰衛視節目《公益中國》，談取消死囚器官移植。他在節目中表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鏈變得骯臟，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
以下是文字實錄：
解說：本期《公益中國》，邀請全國政協常委，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講述中國廢除死囚器官移植的經過。
2015年2月24日，浙江省首例跨國人體器官捐獻在杭州完成，并連夜進行移植手術。春節期間，一位法國留學生在浙江杭州旅游時發生意外，小伙子生前的遺愿是死后捐獻器官，他的親人也十分支持。2月24號晚上，法國小伙子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小奧從法國趕來的父母和哥哥決定，將小奧的器官捐獻給中國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小奧捐贈的肝臟、肺葉等器官，已經拯救了國內四位病人的生命，據悉，這是中國第二例跨國器官移植成功案例。
許戈輝：黃部長，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器官捐贈和移植手術完成不久之后，就經由您，親自把一封致謝函遞交到了法國大使館。
黃潔夫(中國政協常委 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小奧的爸爸媽媽是從法國專門到了杭州，他們得知了這個中國已經是1月1號取消了死刑器官的利用，這樣他們才做的決定，所以這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許戈輝：對，這到底意味著什么?
黃潔夫：他捐這個器官，這表示中國的器官，這個捐獻的體系已經是是陽光透明的了(外國人說)，同時他們參加這個捐獻呢，實際上是對我們的捐獻體系的高度肯定。因為這個是生命的禮物，如果是個骯臟的，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地方，外國人是不愿意做這件事情的。
許戈輝：這樣一件看似就是普通的、洋雷鋒的這樣一個事情，在您心目中具有如此不同的分量，那這一定是和我們中國這個器官移植捐贈，走過的一條不平坦的道路有關系。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到底我們走過一條怎么樣的路。
解說：據統計，中國有超過三十萬人群急需進行器官移植，然后每年器官移植手術卻僅為一萬多例，在廣州中山附一醫院，這里有大量的腎衰患者，排隊等待移植。
等待腎移植患者：腎源很少，然后什么死刑的器官都沒有了，感覺就是以后越來越少了，機會越來越渺茫了。
張玲(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住院醫師)：因為感覺機會也比較渺茫，所以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有一些人可能就放棄了。
解說：1972年，中國第一例人體器官移植手術在廣州中山醫院完成，如今，這里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器官移植手術中心之一。
何曉順(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東院院長)：早在1972年，我們就做了腎臟移植，這例移植也是整個亞洲第一例親屬活體移植，1978年做的中國第一例甲狀腺移植，1993年做的第一個肝臟移植，一路發展到現在，應該說是歷史是蠻久的。
解說：據介紹，在2010年以前，中國尚未建立公民捐獻體系，器官供體主要由死囚犯提供。在黃潔夫等人的努力下，2015年，衛生部宣布，中國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這對于實施死囚器官捐獻制度20多年的中國來說，是一次巨大的進步。
許戈輝：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黃潔夫：2.2萬，就是海波他們那，他們那的數字，現在在全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臺灣，全中國現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是2.2萬人，這個是準確的數字。為什么呢?為什么現在才有這個準確數字呢?就是我們取消了死刑器官的來源以后，變成一個透明、陽光的，可以追溯，可溯源的這樣器官移植體系。
許戈輝：您說由于取消了死囚器官移植，這個事變得透明了，可是之前這個需求量有什么可不透明的呢?
黃潔夫：死刑是國家的秘密，是嗎?
許戈輝：但是病患并不是秘密呀。這個對不起，我真的不懂。
黃潔夫：你器官的來源是來自于死刑犯。
許戈輝：是，就是器官的來源它可以是秘密，但是這個，就是等待這個也是秘密是嗎?
黃潔夫：那你從死，不是那你能夠做多少，那就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國家的秘密了嗎?
許戈輝：那它應該小于這個數字才對呀，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黃潔夫：你說這個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講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這個事情，因為你國家沒有個透明的體現，這怎么來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這樣的，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涂帳，是多少你不清晰。可是在實際上，一個器官移植不是說你有指征就能做的，第一要錢，簡單的說，因為我們現在，我們國家的器官移植，不是屬于高端醫療衛生服務，一般的人是很難負擔幾十萬這個器官移植的費用的。但是這個手術，還有術后的維持，一個肝移植最少要60萬以上，一個腎移植也要30萬以上，所以對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是天文數字。所以很多人是因為這個，他30萬中間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交不起這個錢，他就不做了。
許戈輝：所以就不在這個名單之內?
黃潔夫：他不可能在這個名單，這個我們只有169家醫院，你知道吧?醫院的門他都進不了，怎么可能在名單里。其實器官移植是最最重要的大病，因為它是生和死之間的決策，所以政府影響是對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應該是國家來從醫保中間來支付，那這樣就變成我們國家的窮人也有資格，也有這個權利，也有這個可能性，來接受器官移植了。
許戈輝：回過頭再去看距離您在2005年，在國際會議上首次承認，我們中國是使用死囚器官，整整過去了十年。
黃潔夫：十年，就是十年磨一劍。
許戈輝：所以這樣會回過頭來去想一想的話，這十年的路走的可真是不容易。
黃潔夫：是。
許戈輝：是吧?
黃潔夫：海波可能是最有體會的。
王海波(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設計 世界衛生組織器官移植項目顧問)：對，非常坎坷。
許戈輝：在你看來，最難得結點是在什么地方?
王海波：在我看來，最難的結點是當我們能夠技術和學術上突破，能夠和國際接軌，構建出一套公平高效的器官分配計算機系統的時候，這個系統怎么能夠在我們國家落地，怎么能夠全國都接受它，都使用它。
黃潔夫：最無力的時候是什么時候，他也是不大敢說，最無力的時候，是我們要下定決心取消死囚器官依賴的時候。因為這個死囚器官幾十年，首先我想這樣說，戈輝，準確地表達這個意思，這個我們是很感謝司法部門的大多數的同志，沒有他們的配合，沒有死囚器官的捐獻，就沒有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今天在技術上的成熟，這點你同意嗎?同時我也想，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是依法的，按照一定的規定來做的，但是我們國家很大，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來源，它自然而然地這種體制，就造成了中間的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你聽得懂我這個話的意思了嗎?所以。
許戈輝：這中間肯定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這種瓜葛、利益、利益鏈，所以它就會變得骯臟。
黃潔夫：變得骯臟，變得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為什么特別敏感、特別復雜的區域，就是這個禁區，應該是去年是最關鍵的一年。
王海波：對。
黃潔夫：2014年，是中國器官移植中間接受考驗的一年，這個時候我們很感謝黨中央國務院，有這樣好的氛圍，這種氛圍是建立在什么?反腐敗，沒有這個打老虎、打蒼蠅，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宣布取消這個，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所以這個是國際國內的環境，特別是我們國內反腐倡廉的大的氣候，才能夠使我們能夠宣布這一點。
許戈輝：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事情，能夠給推翻呢?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啊?
黃潔夫：太清楚了，大老虎這個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政法委書記，是這個原來的政治局常委，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報紙天天在這講他的背景的。那這個死囚器官的來源在哪里，這不是很清晰了嗎?實際上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屆的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的支持，這一屆得到了習主席跟克強總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難完成這件事情的。
解說：2010年，衛生部啟動了器官捐獻工作試點，為了更科學有效地為器官分配進行管理，在試點進行之前，衛生部委托專家設計了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
江文詩(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研究中心)：整個國家的器官分配原則里面，有390多頁我記得，390多頁，如果要是390多頁里面，每一條原則得用人手計算的話，我們曾經估算過，一次器官分配，可能要用60個小時，才能人手才能把它算出來，誰應該獲得這個器官。那現在我們信息能力的發展，所以現在我們把這個計算的這個環節交給了計算機，由計算機來忠誠地執行這些國家的圈套的器官分配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演示的是一個肝臟的一個分配，那在所有的帶星號的信息填完整之后呢，咱們的OPO(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就可以開始，就是出發這種器官的匹配，系統進行這個器官的匹配。醫院移植中心它接收到系統，得到推送的一個信息，告訴它有一個分配的器官，匹配到他們醫院的其中的一個等待者，然后他是排第五位。因為我們每次會推送五個人，然后這個醫院是匹配到的是第五位的等待者。這里也一個按紐，如果衛生行政監管部門，發現這個分配過程有任何的可疑的地方，盡管是已經分配了，但是他們也可以收回分配的權利。
解說：2013年9月1日，革命衛計委強制要求使用由該系統進行器官分配，由此，中國的器官匹配，開始全部由計算機系統自動完成。2014年，該系統正式納入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進行管理。
許戈輝：我想知道這樣一套系統，是參照一些什么樣的比如說國際上已經使用的，已經被證明比較公平、合理、透明，這樣的體系來的，又是由哪些參照了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
王海波：2009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了這個器官分配政策的研究，因為大家有一個誤解，覺得器官分配的計算機系統，它是的主體是個計算機。
許戈輝：不是嗎?
王海波：它實際上，它是圍繞著。
許戈輝：不是只有它的主體是計算機這事，才能做得比較公正嗎?
王海波：計算機是個技術平臺，但它圍繞的，它忠實執行的是國家的器官分配的科學政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的，所以我們是有機會能夠看到十幾個國家，研究了十幾個國家，它們的器官分配政策，然后從它的政策當中，我們先做了國際的器官政策的薈萃分析，然后再從這個薈萃分析當中，產生了我們國家器官移植分配科學政策的草案。我記得當時黃部長一個字一個字去改，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然后這個過程，這個草案經過我們專家反復的論證，最終是由我們國家衛計委發布，這個在我們網上都可以公開看到，在國家衛計委的網站上可以看到。然后圍繞這個政策，構建計算機系統，所以這個是我們在2011年4月份的時候，開始了試運行，直到2013年的9月1號，國家衛計委發布了這個人體器官獲取分配的管理辦法，然后這個系統才變成一個全國的系統。
黃潔夫：強制性的執行。
王海波：強制性的執行。
黃潔夫：強制性的執行，這里邊呀，都必須進入到這個體系，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取消死刑器官來源的重要的依據。
許戈輝：你現在能稍微給我解釋解釋這個系統怎么能夠做到這個事，真正就是公正的、公開的、透明的?
王海波：那么這個有一個實際的案例，可以證明這個計算機系統確實執行了這個政策。那么就是在上海的第一例的器官捐獻，新聞報道是一個崇明的大叔，他不幸腦死亡，家屬就要捐獻器官。那么巧的是，他的孩子，他的兒子是一個中末期腎病的患者，他需要透析，家里經濟還比較困難，為透析花了很多錢。在捐獻者生前，就想把這個器官捐給他的孩子，就是親體捐獻，他的兒子不要，說我不要，你是家里的支柱，你不能這樣把器官捐給我，現在他腦死亡了，那么就要把這個器官捐出來，給這個孩子，同時也把其他的器官給捐出來，能夠救像他孩子一樣的這個其他的患者。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計算機系統是沒辦法確保把這個器官指定給某個人的。
許戈輝：親人之間不能指定嗎?
黃潔夫：我們的政策沒有覆蓋這一點，所以計算機系統沒法執行這一點，如果是要執行這個的話，那么就要繞開系統，那么這個就違反了我們下來有個規定。所以當時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上海市就詢問這個我們的技術指出，他們打電話給我，我就直接和世界衛生組織還有國際移植協會的主席通了電話，詢問一下這樣來做，是否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于器官捐獻的一個指導原則?另外有沒有先例，那么得到的答復是，這是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原則，而且在國際上是有不少先例的。那么當然也把這個事情給衛計委做了匯報，他們都同意，所以就同意他，其中有一個腎臟是給他的兒子，那另外的器官經過系統來分配。
但是很可惜，他父親和他的血型匹配不上，所以這個器官沒有能夠給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家人還是做出了繼續捐獻器官的這個決定，那么就有一個新聞報道來講這個事情，而且記者們也很感嘆，他幫了很多人，但是沒有幫到自己。
許戈輝：沒有幫到自己的孩子。
王海波：但是因為我們的系統當中，有直系親屬加分的這個規定，所以呢這個計算機系統，就自動給這個孩子加了三分，意味著他比別人多等了三年的時間，他就一下子跳到了第一位，恰好一個月以后，就是上海市的第二例捐獻，那么配型成功了，那么這個他的孩子呢，就得到了他父親想給，但沒有給的那個器官。
資料
主持人：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的發言人透露，切尼因為身體不適，周五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治療。
主持人：美國總統切尼22號因為胸口痛入院接受觀察，目前情況穩定。
主持人：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在周六，接受了心臟移植手術。
解說：2013年3月24日，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因心臟病發作，接受了心臟移植手術。
71歲的切尼在弗吉尼亞醫院接受了心臟移植手術，切尼和他的家人并不知道捐贈者的身份，但是仍對這一份贈與表示永久的感謝。切尼從37歲開始，曾經五次心臟病發，最近一次在2010年，并且同年接受了手術，植入了心臟泵，美國目前有超過3100人等待接受心臟移植手術，切尼已經在等待的名單說排了超過20個月。
解說：這一消息卻引發了嚴重的道德爭議，他們認為切尼利用特權，搶占了器官資源，許多比他年輕，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長期得不到手術機會。雖然相關醫療機構否認了特權一說，但此說法并不能消除民眾對于器官資源分配公平性的爭議。
王海波：切尼這個事情，我曾經問過美國的器官分配中心，它叫UNOS，就美國聯合器官共享網絡，就是美國的國家器官分配中心，他確實是排隊的，只不過切尼這個事情的爭議，并不是在他是否排隊，而是他是年紀比較大了。我記得當時應該是72歲，那么72歲的人，有很多移植中心是不接受作為等待者的，但是那個中心是接受的，喬布斯是做了肝臟移植在美國，當時我記得我是第一次拜訪美國的器官分配中心UNOS的時候，我就直接問他們的director主任，喬布斯怎么回事?當時美國國家科學注冊的主席叫Robert Merion，部長你也見過他。
黃潔夫：對對，我知道。
王海波：他跟我解釋怎么回事，喬布斯是排隊的，但是他給我了一個inside story，內部的故事就是，他的醫生是幫他研究了美國的器官分配政策，他們知道在哪里哪個州排隊，哪個醫院排隊是最快的。所以這個實際上是所謂的公開透明，我們是一定要保證患者的隱私，不能夠給大家說喬布斯在這等，或者切尼在這等，或者哪一個病人在這等，他的姓名是什么。但是公開透明是指的是，我們的整個的規則是公開透明。
許戈輝：他是遵守了這個規則，只不過他是把這個規則研究透了，找了一條最有利于自己的捷徑。
王海波：他認為在這那里是做的最快的，而且他的那種肝臟手術，他那種胰腺癌在那個醫院治療也是最有經驗的，兩條線一相交，他選定了是在那邊。
解說：2013年1月26日清晨，天色微亮，深圳市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的電話突然響起，電話那端一個急促的聲音，令高敏的神經頓時緊張了起來。
高敏：他說你是紅十字會的嗎?我有個小孩快不行了，我想把她有用的器官都捐出來，可不可以啊?醫生說了，她出血很厲害，也快不行了，你快點來，你快點來。
解說：打電話的人名叫葉建輝，深圳外籍務工人員，此前的一夜，對于他和妻子高俊平來說，刻骨銘心。2013年1月25日晚11點，下班回到家的妻子見到了至今仍不愿相信的一幕。12歲的女兒葉夢圓在家中昏迷，發現時，體溫尚存，但呼吸微弱。經檢查，葉夢圓因突發腦溢血，生命垂危。兩個多小時的緊急救治后，沒有出現任何轉機，1月26日凌晨3點，葉夢圓的自主呼吸能力完全喪失。在重癥監護室里，她僅能靠呼吸機維持著最后的生命體征。第二天清晨，在門外一個架子上，葉建輝忽然看到了一本器官捐獻宣傳冊，反復翻看了書本之后，他做出了一個自己從未想過的決定，捐獻女兒的器官。
專家組經過鑒定，給出了最后評估結果，葉夢圓符合捐獻條件，只要家屬同意，捐獻工作即可進行。
2013年1月29日上午10點，在和老家的親友商量后，葉建輝和妻子最終作出了同意簽字的決定。
高敏：對，父女關系。
解說：2013年1月29日下午1點，在高敏的協調下，夫妻倆獲準進入監護室，與女兒做最后的告別。
葉建輝：我也親一口，老爸永遠愛你啊，永遠在老爸心里啊，我們還一起開心。
解說：當手術室門上方的紅燈最終熄滅時，他們將與自己12歲的女兒正式告別。
高俊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醫生：那個對圓圓沒關系，你這是在干啥呢，圓圓在這一邊呢。
高俊平：寶貝女兒，我的女兒，有我女兒的體溫，我永遠跟我女兒在一起，我天天跟我女兒睡在一起，我女兒每天幫我保溫。
許戈輝：其實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節目，因為之前我已經在做這次節目的時候哭，哭的稀里嘩啦的一次，這次會稍微的好一點點，能克制住，但是我特別不愿意看到這樣的情景，獲得器官移植的就這個叫做受捐者吧，無疑是幸運的，但是呢對于這個捐贈者的家屬來講，總是要經歷這樣的生離死別。
黃潔夫：最近春節的時候，不是很多捐獻的嘛，人民政協讓我寫了個評論，我是這么寫的，是萬家團圓的喜慶日子，但是生和死的悲劇仍然每天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可能今年的春節跟往年的春節不一樣，可能是姚貝娜，你知道這個女歌手在天堂里的歌聲，也可能是人民群眾對我們這個這個1月1號這個取消這個死刑捐獻這個以后，這個系統的信任。
許戈輝：海波，我覺得部長是醫生，我相信醫生在手術臺上見過太多的生死，我們都覺得醫生是應該是最冷靜的，甚至有的時候會是冷酷的，剛才我看那些鏡頭的時候我在想可能對你們兩個來說，不會像我那樣就心里已經哭得要崩潰，所以我想知道為什么，為什么部長說到1月1號這件事的時候，會這么激動?
黃潔夫：因為心，醫生呢，那個說起來，醫生首先他要做個好醫生，心必須是軟的，你聽的懂嗎，你說對嗎，假使這個醫生心不是軟的，他一定不是個好醫生。
王海波：醫者仁心，這個對我們也很震撼，看到那也很震撼。
黃潔夫：所以它這個，這個實際上是我們把人身中間的生命的挽歌隨著這個器官捐獻他的生命的升華，到了另外一個高度上去了，就像姚貝娜她雖然去世了，可能我們都可以再聽得到她天堂里的歌聲。
解說：陳崗，中山大學附一醫院黃埔院區醫務科科長，在本職工作之外，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人體器官協調員。
陳崗：這個協調員主要就是在平時去做一些器官捐獻的一些宣傳呢，發動呢，然后配合我們醫院的OPO(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的一些具體的一些醫療業務，然后開展這個器官捐獻的整個實施的過程。
解說：每當有故去親人的家屬表達出捐獻意愿的時候，人體器官協調員將要趕赴家屬身邊，耐心講述捐獻流程，做好陪伴工作，今年1月30日，東莞一位夫婦不幸離世，在陳崗的協調下，這對夫婦將器官捐出，而這一過程讓他深受感動。
陳崗：見到他的兒子，當我們跟他介紹完所有的程序手續以后呢，他接過那個志愿書的時候，他的兩個手是顫抖的，那后面當時有媒體問我，就是說他你覺得他這個顫抖的這個意義是什么呢，我心想我說我的猜測是他好像是接過了一份責任，因為他自己成年了，我又鼓勵他，就說你看父母親是做了好事的，有可能是未來的這幾天你會做了好事的，你要承擔起來。
解說：每當送走一個遺體捐獻者，陳崗和紅十字會的伙伴們將會對遺體默哀，而這些捐獻者們的骨灰將會安放在陵園中，接受人們的瞻仰和祭拜。
許戈輝：像剛才我們看到做器官捐獻的這些家庭，他們并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所以我就特別關心，我相信有很多觀眾也會特別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器官捐獻現在我們說是自愿的，對吧，但是一定是要無償的嗎?這個事情可不可以是有償的?
黃潔夫：在云南省的昆明，那我當時正在出差，就出現了一個案例就是捐獻，是一個7歲的小孩，他經過過這個山間的小路上，從上面掉了個石頭就把他砸死了，腦死亡，他家里是很窮的一個家庭，這個父母親都是特別善良的一家，當時他就把七歲的小孩腦死亡以后，就把器官捐獻出來，救了幾個人吧，紅十字會是在器官捐獻中是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為什么要紅十字會參與。
許戈輝：因為你給器官協調員都是屬于隸屬于紅十字會的吧。
黃潔夫：很多都是紅十字會培訓的，然后這個過程中間，就曾經是這個給了一些錢，給他，因為他到昆明來從農村到昆明來要車費、吃住，給了一些錢給他們，他們堅決不要，他說這我們這是生命的禮物，那個該我們出的錢孩子的生命是在另外人的身上延續，你看就是農民，他們就堅決不要錢，那后來云南省的政府出臺了，就為這個人出了一個特別好的政策，這個小孩有個弟弟，當時5歲，當時云南省政府就通過這個社保的體系，就是說下了一個政策，就是對這個人他的弟弟免費讀到18歲，因為在西方國家受體也好供體也好，它都是醫保覆蓋，它是冷冰冰的，都是經過保險體系就過去了，就不存在錢的問題，可是我們中國現在情況還沒有，我們是醫療保險不能保障受體的，也不能保障供體的，所以那你這個事怎么辦呢，所以那我們現在設定的政策就是說供體的取，那都是由醫院來負責任，當然醫院是另外一個體系，同時我們有個政策，所有的供體不管他這是什么情況，不管家里有錢還是無錢，凡是在救治過程中所有的醫藥費全免，是吧，你不能再收他，他做了那么好的事你還收，欠多少醫藥費，那這個是我們政策上都做了一個相應的制定。
但是我們是遵守這個世界上的共同的原則，就是無償的，就不能有金錢的交易。
許戈輝：您剛才這個特別強調說，紅會在這里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這個紅會也培訓了很多器官捐獻協調員，但是呢說老實話，就這些年的一系列風波，把紅會置于了一個挺尷尬的境地。
黃潔夫：紅十字會其實在我們的器官捐獻過程中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在我們的制度的設計上，沒有紅十字會的參與的話，今天的故事不是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我想就是紅會不能為了有個很不著邊際的丑聞，就永遠趴下去，站不起來，我希望通過這個捐獻的事業，我們社會上能認識到紅會的精神，紅會能夠站起來大步地向前進。
解說：2015年2月28日，和往常一樣，廣州中山附一醫院的醫生們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在這家醫院里，器官移植科是最繁忙的科室之一，這天，一位肝臟衰竭病人通過在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排隊，幸運地得到了器官移植機會，下午14時，病人進入手術室，主刀醫師王東平負責前半部分的手術，19時30分，手術正式開始，時間一分一秒地在流逝，對于器官移植患者來說，時間就意味著生命，但一次肝移植手術往往需要耗費5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因此醫生們往往采取接力的方法進行，21時02分，患者的肝臟成功取出，何曉順院長接替同事進行供體肝臟移植。
王東平：他這種情況就是往往在幾天到幾周之內就要面臨一個死亡的考驗，所幸的是就是說，剛好有一個適合他的肝臟，通過網絡分配過來的，這也許是鄰我們病人也比較高興事情，而且現在這些病人就是說，今天你也去病房看了，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家庭出來的病人，沒有所謂的那種就是網上傳說的那些什么權貴顯祖，沒有這樣子的，都是通過網絡分配系統來決定的，而且隨著現在就是國家對醫保政策不斷地深入，覆蓋面越來越大，所以普通家庭做肝移植的費用不是很高，所以今天這個手術就是說看能不能順利地完成它。
解說：凌晨2點，手術宣告成功，在手術室外焦急等待著的是患者的家屬。
王東平：這樣子，就手術現在就，這個肝移植上去了，而且就是肝臟也非常好，這個情況你要不做肝移植我估計是很難能過關的，所幸的這個好運氣是吧，確實感謝這個器官捐獻這個網絡分配這塊(政策)。
患者家屬：謝謝。
解說：對于肝衰患者來說，能夠得到肝臟移植是幸運的，與肝移植患者相比，腎移植患者的等待時間更為漫長，在腎移植主任醫師王長希看來，國家實施強制計算機器官分配后，不少兒童幸運地得到了腎臟移植的機會。
王長希：他這個小孩，是以前在中山醫院做的，器官捐獻系統開展以后，我們有一個系統，它是按照國際評估的話呢，是優先給小孩做的，這樣的話，這些小孩就得到了機會。
王海波：在去年三月份的時候，王長希教授接待當時是曾志偉先生和我一起去宣傳這個器官捐獻還有扶輪社，國際扶輪社，那么他們就是在有很多記者的時候，那王教授把我拉到旁邊去，說海波你看一看，好多小孩，他說這些孩子都是通過器官分配的計算機系統得到了器官，就是因為這里面有這個兒童優先的這個政策，當時我就很感動，因為對我們來說做這個研究這些孩子在我們系統當中只是一些數字，只是些編碼，那第一次看到。
許戈輝：但在這他們變成了特別鮮活的生命。
王海波：對，胖嘟嘟的小臉，后面都有爸爸媽媽站在后面，所以后面結果他們一說，一定要照個相大家一起合了個影，所以這些事例發生了，我們才能讓公眾真正認可你這個系統是公平的。
許戈輝：本來是有人強調說咱們國家器官捐獻不是很發達，這個供總是好像是遠遠小于需求呢，是由于文化是由于傳統，逝者為大呀，入土為安呢，死也要有一個全尸啊，就是種種的文化傳統觀念，束縛了人們的的手腳，您并不同意這一點是嗎?
黃潔夫：我是不同意這個觀點，為什么，其實中華民族文化中，有這個入土為安，有這個什么死者為大，要保全尸，這事是有的，可是中華文化中有另外一面，什么這個舍生取義呀，救人呢，慈悲呀，大愛呀，奉獻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這都是中華文化，它有它的另外一面，所以這個事情我們把它怪為是傳統文化，它是說不過去的，為什么，你國家沒有建設捐獻體系，你完全沒有，你叫老百姓找誰去捐獻呢，那你就是另外一方面，你就說死囚是捐獻，你這怎么說得過去呀是嗎，你同意嗎。
許戈輝：對。
黃潔夫：所以那怎么能說的，你這個是悖論呢，所以我們現在實際上我們事實證明我們只要建立了公民的捐獻的透明陽光的體系，盡管我們還很不完善，還是個新生的嬰兒，那已經看出這個事業是個陽光的，是走上一個光明的大道。
解說：2015年1月31日，一場特殊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大化瑤族自治縣人民醫院ICU病房內舉行，蒙瑞江老師的親人、朋友和河池市大化縣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手持白花，神色凝重，懷著悲痛的心情默默地向他告別，今年31歲的蒙瑞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大化瑤族自治縣都陽鎮中心小學的一名教師，2012年患上慢性腎炎，并發展成尿毒癥，在經歷了2年的等待后，2014年11月，蒙瑞江有幸與廣西一位器官捐獻者的腎臟配型成功，進行了腎移植手術，2015年1月，他不幸遭遇新的病魔，因神經系統病變，住大化縣人民醫院，雖經醫生全力搶救，病魔還是無情地奪走了他的生命，他生前曾向家人表示，捐獻器官的愿望，別人捐獻器官幫助了他，他也要盡能力給別人送去生命的希望。蒙瑞江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心愿，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在河池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見證下，簽署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
蒙瑞江的父親：受到了別人的幫助，我們也要幫助人家，我們要獻愛心。
蒙瑞江的弟弟：我就能夠說哎也許我的哥哥他正在看著我呢，可能是誰的眼睛，他是通過誰的眼睛來看到我，然后通過他在誰的身上能夠親近我，是吧，這都是有可能的，也許我去旅游走到哪個地方雖然我不知道這個最后到誰的身上，但是我們有這個念想，他畢竟他等于說是他沒有走，他一直就在我們身邊，只是暫時不能和我們在一起啊。
解說：這次蒙瑞江的大愛傳承成功實現了器官捐獻移植二次利用的契機，為緩解我國器官短缺狀況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徑。
黃潔夫：國際上就是說供體和受體是永遠不知道的，可是我一直在，最近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我想要允許讓他知道到哪里去了，為什么呢，我是受了一個情況，一個很大的啟示吧，2012年，臺灣的一個企業家叫周仁，他是在佛山，廣東的佛山，因為腦出血就死亡了，他當時他是一個信佛教的，他當時留下的遺愿就是說把那器官就捐了，他的家人也過來了，就見證了他整個捐獻，捐獻完以后，他的父母親一直覺得他的兒子還活著，一直心中他有個這個做夢，他這很多故事，這就一直覺得他的兒子還在大陸，他是臺灣人嘛，那后面有這個愿望，愿望當時是他們佛山市跟我打電話了，就是說這個受體是三個人，兩個腎一個肝，他們這個受體也是有種愿望，想知道他們是從新生是誰給他們的，同時他們有很多夢，告訴你，他們自己心中有這個想法，后面就問我行不行，當時的按國際慣例是不行的，我說行，后面我就專門去了一趟佛山，舉行了一次這個懷念周仁的追思會，追思會的時候，也沒有意外的，就是他的父母親，實際上我們是通知了的，父母親來了，然后就見到了這三個受體，受體中間有個腎移植的，有個他就是做完以后又生了孩子，他是個男的，他的夫人生了孩子，孩子一見到這個周仁的爸爸媽媽就叫爺爺，特別感動人，特別感動人，所以我在說，能夠如果是公開透明的，同時沒有金錢交易的，這樣一個器官捐獻的體系，在中國我想如果還是我負責的話，我將會允許一個政策，在一定的時候允許受體跟供體的家人見面。
我想這個是很符合中國的文化，這個是西方文化沒有的，就是說我們當這個公民成了這個唯一的體系之后，我們下一步的器官捐獻政策要怎么制訂，這我一直在想這個。
許戈輝：對，當然這個制訂也需要某種前提，就是說可能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
黃潔夫：對，大氣候的形成。
許戈輝：對，先要是有一個制度的保障，先扼制了這個惡，然后嘛，我們慢慢慢慢一點一點地建立這種信任，然后增加溫度、弘揚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