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受侵害女童小雨(化名)的家。
從表面上看，廣西玉林市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算不上一個貧窮、閉塞的村莊。從玉林市區出發，往西北方向一路行駛約30公里就到了：在平原中拔地而起的丘陵，“俯瞰”著村莊高矮不一的屋舍，一條緩緩流淌的溪流從村前繞過，與之相連的，就是薄霧彌漫的田野。
年近歲末，這個有著2300多口人的村莊，在冬日和煦的陽光照射下，老人們背著手慢慢踱步，婦女抱著孩子溜達串門，黃狗臥在村道上，放學后的孩子三三兩兩一路嬉戲。
就是在這個寧靜的村莊，一個留守女童，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憤怒的父親發現真相并報警后，司法介入，最終10人被判刑。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不是一個罪惡被制止、壞人遭懲治的故事，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敵視”，“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爺爺輩”施害者
廣西玉林市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一個留守女童，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性侵的事實，最終因法院的判決而得以確認。興業縣人民法院分三批審判：2013年10月14日判1人猥褻罪，刑期2年6個月;4天后，3人因強奸罪獲刑9年、7年、7年;11月27日，另6人一同以強奸罪獲刑。
宣判后，只有1人提起上訴。他并沒有否認與幼女間有身體接觸，但他認為自己不是主動的，而且認為量刑過重。
10人性侵的是同一個女孩小雨(化名)。她2000年3月出生，受害時還是一名小學生。施害者獲刑時，年紀最大的76歲，最小的也有44歲了。
在小雨的敘述中，強奸過她的至少有18人，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長輩——大部分是爺爺輩。在持續2年的時間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最多的一個，60歲的陳美光，法院認定達15次。
第一次性侵發生在2011年，當時小雨只有11歲，而施害者黃延來已經74歲了。那是4月份，春季放農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小小的小雨，跟著奶奶去山嶺間的田里插秧，后來小雨自己一個人去撿田螺，撿著撿著，她就離奶奶越來越遠了。”
噩運在此時降臨，“正在山嶺腳下砍竹筍”的黃延來發現了孤身一人的小雨。她成了“獵物”。“強奸時，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筍用的那種鐵的長鉤刀。”
這些情節是家人根據小雨的回憶整理出來的，家屬試圖弄清楚罪惡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為什么會卷入這么多人。法院的判決書則要簡單得多，只有對單一犯罪事實的認定。
法院的認定與小雨的陳述也存在出入。根據判決書，黃延來犯罪的時間是在2011年10月的一天中午。這個時間點，讓黃延來的強奸順序至少排在了72歲的周振成和60歲的陳美光之后。而小雨則堅稱，黃延來才是第一個施害者。
黃延來得逞后，開始把小雨介紹給其他人。在小雨放學的路上，黃延來嬉笑著把小雨指給別人看：“就是這個，很容易就可以讓她干那事。”
他所說的“很容易”，是指每次性侵完之后，給小雨15元或20元不等的零花錢，讓她不要聲張。按照小雨的講述，后來黃延來甚至發展到叫人到她家來強奸她。
經由黃延來的“介紹”，參與性侵的人數越來越多，就像滾雪球一樣。除了黃延來，周振成和陳美光也成了介紹人，陳美光甚至有叫來人后，兩人一起輪奸的情節。
據小雨回憶，黃延來第一次把陳美光拉來的時候，陳美光還說，“孩子這么小，快放了人家”，并未實施性侵。但是之后，陳美光也“淪陷”了，并成為強奸次數最多的人。
被拉進來的人群中，只有一個人守住了底線，未曾參與性侵。據小雨陳述，陳美光還喊過一個傻子來，但是那個傻子“連碰都不敢碰”她。
面帶憤怒的同情者
南村的村干部和南村小學的老師認為，性侵是隱秘進行的，除了涉案人員，外人難以知曉。南村小學一位李姓老師說，村民應該不知情，“如果外人知情，我想應該不會發生那么長時間了。”
李老師說，在小雨就讀的兩年時間里，小雨的“死黨”從來沒有向老師透露過半點風聲，而“小孩子的心態，是有什么情況都喜歡跟老師匯報的”。
然而，只要到村里隨便走一走，就會發現所謂“不知情”的說法，顯得有點站不住腳。
2013年12月31日下午，在離小雨家門口十多米遠的馬路上，記者采訪小雨的爺爺、奶奶以及叔公時，須發已白的叔公聲音激越地表達著自己的憤怒，原本寂靜的一角，引來了幾個村婦圍觀。在墻角，一個背著孩子的婦女靜聽了半晌，似乎是不同意這位叔公的說法，她向記者勾了一下手，然后轉身離去。
記者隨后跟著她，走出一條狹窄的巷道，已經有三四位婦女站在那里。“你是記者是吧?你千萬不要只聽他們一家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樣子的，”一位皮膚黝黑、年近五旬的婦女有些激動，“你不信可以到村里隨便去問一問。”
“那真相是怎樣的呢?”記者問。幾個女人相互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聲來，帶著不好意思講出口的羞澀表情，然后迅速用眼神“投票”，推出一位代表。
被“推出來”的婦女沉默了一下，表情嚴肅，帶著憤怒：“都是那個小女孩主動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錢吧，要不要啦?’‘30塊都沒有嗎?’就這樣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是啊，是啊，就是這樣的，老人都是讓她給害的。”背著孩子的婦女同聲附和，用手指給記者看黃延來的住處——屋子隔著村道數米，離小雨家也不過百來米遠。76歲的黃延來是村里的五保老人，按照村支書的說法，“那些老人從來都沒有做過犯法的事情。”
這或許也是老人們被判坐牢后引起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在記者問到“你們有沒有想過，那只是一個孩子”時，圍在邊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隨即有人反駁：“知道要錢，就不是孩子了。”或許覺得不妥，又補充道：“都怪老人不懂法，沒滿18歲，是吧?”
傳統又現代的村莊
南村在興業縣算得上是個中等規模的村莊，它在“現代化”建設上已經頗為可觀。靠著在廣東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經興建起不少三四層的新樓，陽光照射下，新安裝的鋁合金門窗閃閃發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東西兩側的廣場，各修了一個籃球場。自來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戶。從外觀上，村民的生活在積極向城市生活靠攏。
在傳統的修復方面，南村也在積極進行。進入村口，必須要鉆過一座高聳的牌坊，那是村民集資興建的，牌坊是南村的“龍門”，代表村民精神世界一角的，是“龍門”左右兩側鐫刻的“富貴”和“榮華”。
村里曾有一座廟，在上個世紀60年代被“紅衛兵”破四舊給拆掉了，到了90年代，村民重建后，又被政府拆了。這一次，村子里到處張貼著捐款者的名單，有人出面再次集資，計劃將廟宇重建起來。
這個行走在傳統與現代邊緣的村莊，在面對女童被性侵這件事情上，似乎有著與外人不太一樣的觀念。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給了錢，也沒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
即使是小雨的父親龐玉強，也沒有清晰的權利觀念。遇到村民稱“你女兒是在賣”時，他還是會一時語塞，囁嚅一下，“他們說是賣哦，哪有30塊來賣的?”他自問自答地辯駁。
龐玉強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緊挨著山坡，這一片就像村里的貧民區，房子老舊，還留存有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低矮的泥土房。
3間紅磚房，中間是堂屋，供著祖先的牌位，面前擺放著六個空的銅酒杯。堂屋的兩側各有一間十來個平米的臥室，分別擺放兩張床，黑黢黢的，凌亂不堪——這樣一棟房里，住著10口人，龐玉強一家5口、弟弟一家5口。
10米開外，就是龐玉強父母的住所，是那種破舊的泥土屋，幽暗潮濕，空間逼仄，出門就是鄰居家那一面青磚砌成的墻壁。
因為貧窮，龐玉強和弟弟都帶著老婆在廣東打工，他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一道，留在了家里給父母來照顧。但老人也有自己的麻煩，龐玉強的父親12年前出車禍，雙腿殘疾，只有拄著雙拐才能勉強走路。照顧留在家里的幾個孩子，老人明顯精力不夠。
正是這個殘疾的老人，在村子里有著緊張的人際關系。在南村，人均只有7分田，在靠地吃飯的時代，村民間因為田地糾紛而關系緊張。龐玉強說，父親確實因此與村民發生過矛盾，但“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村民們說，“他們家的兩個老人好兇的，誰敢跟他們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誰愿意惹麻煩?”
村莊里的“高墻”
2013年一整年，42歲的龐玉強都在為女兒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懲治那些施害者。只是讓他沒想到的是，通過報警、網上申訴等途徑，法院最終宣判后，等待龐玉強的卻是“歧視、憤怒”等情緒筑成的一道“高墻”，將他們一家隔絕在村民之外。
這道“高墻”看似無形，卻讓龐玉強碰得“鼻青臉腫”。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女兒送到親戚家讀書、生活。而他自己，在出門時裝作沒事人一樣，從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中間快速穿過，回到家后，就躲著，一整天都不出門。
據龐玉強介紹，自從報警之后，自己在村子里就沒有了朋友，沒有人可說話。他擅長泥水活兒，原來好多人找他去幫忙，但2013年一整年呆在家里，再也沒有人上門了。“誰還理你啊?”龐玉強說。
更嚴重的是，如果小雨單獨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會面對村里的許多風言風語，說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別人買的”之類。
在報案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龐玉強堅持送女兒去上學，這樣別人就不敢指指點點。村民們都知道，在發現女兒遭遇性侵的事實后，這個中年男人曾操著刀，要去砍死黃延來、周振成和陳美光等。只是家屬的勸阻，最終讓他放下了刀，選擇了法律武器。
南村村委會干部也承認村莊里確實存在著“歧視”。一位村干部告訴記者，“她(小雨)去同學家玩，都會被同學的父母從家里趕出去，不讓她進家門。”
這些隱形的傷害，龐玉強和家人只能默默承受，對這個村莊的人心，他無能為力。
在這樣的環境中，未成年女孩小雨的人生還要負重前行。似乎是為了彌補對孩子的愧疚，龐玉強決定，2014年，讓老婆一個人出去打工，他自己就留在家里看著孩子們了。
